| 这是70多年前中国现代文坛的一桩“官司”，从中可以引发许多思考。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郭沫若为了加强创造社的实力，扩大文化统一战线队伍，扩大左翼文艺在青年读者中的影响，便很想和鲁迅联合起来，以利于在同一阵营中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并已采取了实际的行动。他
说： “我是爱护创造社的，尤其爱护创造社在青年中所发生的影响，因此我想一面加强它，一面也要为它做些掩护的工作。怎样去加强它呢？我在人事上发动李一氓和阳翰笙来参加，同时又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的活动，请求鲁迅过来合作。鲁迅那时也由广州回到上海来了，对于我的合作邀请，他是慨然允诺了的……我们从第一步做起，曾经在报章上登过恢复《创造周报》的启事，启事是以鲁迅的名字领衔，我以麦克昂的变名居二，依次是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等……” 关于同创造社结成联合战线一事，鲁迅在广州期间也表示过同样的愿望。鲁迅于1927年9月25日（即离开广州移居上海的前两天）给李霁野的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南方没有希望。” 看来，鲁迅与创造社同仁在上海联手，掀起新的革命文学运动的愿望，似乎可以实现了。然而，大大出乎鲁迅意料，结果不仅联合未能实现，而且一场论战却开始了…… 原来是成仿吾以及新近从日本归来的李初梨、彭康、冯乃超、朱镜我等文学青年，坚决反对恢复《创造周报》，反对同鲁迅合作，他们另创办《文化批判》杂志，并联合由蒋光慈、钱杏＿等人组成的太阳社，共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郭沫若对这些后期创造社成员的做法，不仅妥协迁就，而且参与了推行“左”的文艺路线。 郭沫若流亡日本之前写的《英雄树》、《桌子的跳舞》、《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内容及其性质与任务作了理论阐述，他们都力图使文学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自觉地把自身的文学活动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应该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高压政策下，他们这些人仍勇于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但是，他们宣传的理论与口号，深受日本福本和夫的影响，存在着“左”的错误。例如夸大文艺的作用，说文艺可以“组织生活”、“创造生活”和“超越生活”；提倡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把浪漫主义文学说成是“反革命的文学”。他们以惟我独革的姿态，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而排斥文艺界的许多同仁，扩大了打击面，说“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提出要“打倒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学士和老爷们的文学”的口号，认为对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作家都有进行批判的必要。 郭沫若说，后期创造社批判鲁迅，是一种“社会意识的批判”，“他们的批判不仅限于鲁迅一人”，而是“文化的整体”，“所批判的鲁迅先生是代表着的文化的一个部门，或一部分的社会意识”。这就是说，以郭沫若为主帅的后期创造社的骨干成员，认定鲁迅在文艺界是代表了没落的封建阶级，所以要不遗余力地加以攻击。 署名杜荃的人（即郭沫若）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他（指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现通译为法西斯，也有的译为棒喝主义者）。”在这段文字里，郭沫若给鲁迅加上了三个罪名：“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法西斯”。除郭沫若外，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也攻击鲁迅“这位老先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悲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果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隐遁主义！”成仿吾（署名“石厚生”）也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一文中攻击鲁迅，说“传闻他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的问题：他是真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么？还是只涂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他们把鲁迅描绘成一个没落的、满嘴黄牙的老头子，固守着破旧的城堡，留恋那个已经衰落了的封建社会，流露没落阶级的情绪…… 后期创造社这些主要成员并不注重问题的论争，而是热衷于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除了给鲁迅扣了上述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之外，还攻击鲁迅的籍贯、年龄、态度、气量，说鲁迅的态度“尖酸刻薄”、“冥顽不灵”，气量“太窄”，“表现出‘老头子’的确不行”，鲁迅是一个“落伍者”。这些号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人不具有论争的能力，却盛气凌人，“左”得出奇。 面对“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鲁迅陷于孤军奋战，虽然他偶尔也骂创造社一伙是“才子+流氓”，挖苦郭沫若有“一副‘创造’脸”，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是坚持了理性批判的精神的。 首先，鲁迅批评了后期创造社这些骨干成员在推行“左”的路线时所表现的惟我独革、飞扬跋扈的恶劣作风和态度。他指出，创造社“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孔，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 其次，鲁迅揭露了这些人的“突变”说的虚伪性。“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余，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他指出，“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 再次，鲁迅批评创造社一些人片面夸大了“文艺的旋转乾坤的力量”，说“这是踏了‘文学是宣传’的梯子而爬进唯心的城堡里去了”；而且，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轻视生活实践，轻视文学技巧，“只挂招牌，不讲货色”。鲁迅后来说：“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郭沫若后来也说，与鲁迅的一场论战，创造社“几乎弄得不可收拾”。 不过，历时一年多的论争，鲁迅自认为是有收获的。为了弄清一些理论问题，促使他去研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着作。鲁迅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 1929年秋，中共组织经过细致的工作，把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和鲁迅等人联合起来，停止论争，并于1930年2月16日，召集这些人开会，检讨了原先的小集团主义、没有掌握科学的批评方法、放松了对真正敌人的注意等缺点。经过积极筹备，终于在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它标志着我国现代文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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