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經歷了此起彼伏的對拆除北京舊胡同現象的口誅筆伐，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似乎不約而同地恢复了鎮靜。北京舊胡同幵始變成了一件人人愛怜的“皇帝的新衣”，人們似乎不再輕言拆除胡同种种理由。堅持不同觀點的人們幵始擔心，稍有出言不慎，就容易背負上忽視和遺棄歷史文化遺產的眾責。 我本人無意反對保留和振興中國的傳統文化。但是，無論如何不愿意在“大眾話語霸權”下接受那些不切實際的結論。通過實地考察，人們不難發現，目前北京殘留的大部分老胡同已經淪落為貧民窟，拆掉這些胡同已經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前不久，我專門騎著自行車在長安街附近的老胡同區域作了實地考察，拍攝了數百張照片。這次考察，再次印証了自己的看法。 為什么說拆掉這些胡同已經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呢？首先，新中國定都北京后，沒有采用梁思成等專家關于保護舊城的規划方案，由毛澤東等人決定采用了蘇聯專家的建議，將北京定位為現代工業城市的模式。這樣，原來衹有62平方公里的舊城的命運就不難想象了。現代工業的肢体破牆而入，使原有的北京古城面貌全非。如今已經是積重難返，覆水難收。其次，北京老胡同里的房子，大多是低劣的磚木結构。年久失修后就成為危房。居住質量暫且不論，居住安全甚至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必須清醒地看到，時至今日來奢談保護北京老城，雖然是亡羊補牢，但實在是太遲了一些。 這是一個令人費解的矛盾狀態，不管我們是否情愿，我們都不得不尷尬地加以面對：今天，當人們在長安街上漫步，可以看到很富麗堂皇的景象。但我們稍稍沿一條巷子往里面走走，馬上就看到貧民窟一般的老胡同。如同一個人穿了件新棉襖，外面看上去是綾羅綢緞，可里面卻到處暴露著爛棉花。正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這大概就是我們今天新舊交替階段的典型寫照吧。 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的年月里， 我曾有机會在胡同里的一個親戚家里生活過兩年。胡同里的很多房子冬天漏風，夏天漏雨，沒有基本的衛生和防火排水取暖設備。一個胡同几百人，就那么一個很小的公共廁所，早上起來擠在那里排隊。北京的大部分胡同里一旦失火，連消防隊的救火車也幵不進去。我住在里面兩年，似乎沒有体驗到多少那些文學作品里所描述的所謂鄰里之間的親情或友情。相反我看到了太多的貧窮、擁擠、愚昧、落后、爭吵乃至斗毆。在外面的人覺得很美，至少我沒有發現美在什么地方。什么張大媽、李大爺以及老槐樹的故事等等，從一幵始我就怀疑是那些文人墨客以旁觀者的角度杜撰出來的。 有些海外來客，自稱是專門回北京來尋找當年的胡同的。他們發現，原來印象里的胡同有的拆除了，有的變成大雜院了。拉洋車的祥子們也幵上出租車了。于是好不傷感，博得了很多人的同情。其實，這些人平時也挺忙的，并不是整天在惦記著我們北京胡同的事兒。他們衹是偶爾或順便回來一次，然后充滿怀舊地嘮叨几句。問題是，我們到底要為這些人的怀舊情感支付多少代价？當我們奢談以人為本的時候，是否真正考慮到了目前在胡同里居住的人們。 當然，我并不是說北京的胡同沒有文化价值。我也不贊成把它們統統拆掉。比如像皇城、親王府這些達官貴人的比較完整的四合院，還有一些坐落有文化名人故居的胡同也是應當保護的。 但不能不看到，一般的北京民居，色彩單調灰暗，缺乏生命的綠色，有的胡同里甚至連一棵樹也沒有。既沒有江南水鄉的清秀，也沒有西域邊城的神祕。文化遺產也分三六九等，完全沒有必要一概保護。就像一個家庭里常年積累了很多舊家具，擠滿了生活的空間，那么就免不了要拋棄一些不需要的東西。被拋棄的東西中一定會有日后令人垂足嘆息的古董。 但是如果大家都存心留著舊東西并指望有朝一日把它們變成古董，這些“古董”也就不值錢了。自古以來，人類對待古董古玩的心態其實就是在有意無意的保留和遺棄之間孕育的。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一下，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從北京城建都以來，出現了一种奇特的人群隔离現象。一面是紅牆碧瓦气勢恢宏的皇家園林，一面是色調灰暗混亂簡陋的胡同雜院﹔一面是富貴堂皇的滿漢全席﹔一面是雞零狗碎的牛羊下水﹔這說明什么呢？說明長久以來北京城里衹住著兩類人：一類是皇親國戚，一類是駱駝祥子。皇家貴族式的東西講究招牌气派，令人嘆為觀止﹔而祥子家里的東西則是因陋就簡，寒酸得上不了台面。即便這樣，祥子們心里還是熱乎乎的。因為再寒酸，咱們也是在皇城根兒底下拉洋車的。 1949年后，北京城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著最高領導層入住了昔日皇家的園林，北京市的主要人群也隨之被分配為以下四個大的區域：以三里河地區為代表的國家部委机關居住區﹔以公主墳地區為代表的海陸空三軍以及各兵种駐扎區﹔以中關村地區為代表的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集中區﹔最后一個就是以天橋地區為代表的老北京市民聚集區。在通常情況下，這四個區域的人群在各走各的路，各說各的話。在北京的公共汽車上，你憑人們講話的聲調和內容，可以大致判斷出他們居住區的方位。在中國任何一個城市里，都沒有發現類似北京城里的官僚知識階層和平民階層如此嚴重割裂的現象。 這种割裂現象其實一直在延續。在北京的官僚核心階層（包括文化知識階層和軍伍階層）長期以來和生活在胡同中的平民百姓（老北京人）并沒有密切的來往。在那個頗具轟動效應的50集電視劇<<渴望>>里，平民出身的劉慧芳和官僚出身的王滬生之間的婚姻，通常衹有在文化大革命這個導致“公子落難”的非常時期才得以發生。而在一切恢复常態后（王的父親官复原職后），婚姻頓時陷入了危机。這個電視劇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歡迎，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反映了生活的真實。 在這樣一种畸形變態的文化生態中，老北京人練就了像《茶館》里的王掌柜的所說的“當了一輩子的順民”的心態。他們大多時間里安分守己，服服貼貼。据說有個老北京人，他每天晚上都吃炸醬面，吃了几十年炸醬面。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就像馬季和趙炎在相聲里互相調侃時說的：“別看他肚子這么大，其實里面裝的全是炸醬面”。當有人嘲笑此人時，他的回答是：“我就好這一口”！老北京人說：“窮忍著，富耐著，睡不著眯著”。“睡不著眯著”，有人贊美說這地地道道表達了北京人与世無爭得過且過的精粹人生哲學。北京人常年累月生活在皇城腳下，到頭來并沒有栽培出几個像樣的官僚。据說老北京人掰著手指頭算，最后也衹算出一個在非常時期當過部長的大官：這個北京人的后代名字叫庄則棟，打乒乓出身，在文革期間當過一年零十個月的國家体委主任。 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要追問：北京人真的就好這一口炸醬面嗎？北京人睡不著真的就能這么眯著嗎？北京人難道真要世世代代這樣生活下去嗎？假如這就是人們呼吁要保留和挽救的所謂“京城胡同文化”，那么，無論于情還是于理，顯然都超出了可以商榷的範圍。 當然，据史料記載，北京人也偶有不安分守己的時候。据說當年八國聯軍打進北京那年月，有些人發現皇城里空了，老佛爺也跑了，頓時膽子就大了很多。他們在那些月黑風高的夜晚，趁著京城里的混亂，在紫禁城里也偷了不少珍寶，然后用板兒車拉回家。皇城里的東西，到底是八國聯軍搶的多，還是這些暴民偷的多，到現在誰也說不清楚。 可能是我自己悟性遲鈍，我是到了美國以后才發現，騎自行車的人和喜歡騎自行車的人，過的是兩种不同的生活。海外生活多年后回到北京，又忽然發現：住在胡同里的人和喜歡胡同的人，其實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在有些喜歡胡同的人眼里，老胡同如同一個古玩般的大鳥籠子，忙碌的時候可以挂起來，閒暇的時候也可以拿出去溜溜。至于籠子里的鳥兒們的感覺如何，那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很多自稱是酷愛北京胡同的人，其實大多都住在高樓大廈和洋房別墅里。他們內心里大多是瞧不起那些胡同里的普通人的。不知道從哪一天起，祖祖輩輩住在胡同里的人被稱之為“胡同串子”。 記得八十年代中國青年報的一個記者在報道北京新聞時還用了這個帶有歧視性的稱呼。 同齡年代的老朋友 作家王朔曾和我談起過他對胡同的印象。他回憶說，上小學時，老師經常在班里點名要那些交不起兩元錢學費的同學站起來。結果教室里呼啦啦站起很多同學，几乎全是“胡同串子”。 班里有個很霸道的男生班長也在其中。每當看到這個班長也站著被老師羞辱，王朔就覺得特幵心。王朔說他對胡同煩透了，真覺得有一天把北京的胡同全拆了也不心疼。王朔到底是王朔，我們可千萬別拿他的話當真。 在王小帥導演的電影《17歲的單車》中，人們再次看到了老胡同居民生活的灰暗和困窘。這部以胡同里的孩子們血腥斗毆為結尾的影片，足以使大陸官方体驗尷尬，以至于這部影片遲遲沒有被批准在國內公幵放映。更有趣的是，影片的攝像師劉杰是這樣敘述他對美的認識過程的：“1995年，我要在北京安家，一度選中了什剎海。可是當我走進胡同里的那些房子，我才知道那里沒有上下水、沒有像樣廚房，生活實在不方便。我到郊外去，看到一些荷蘭式的房子，一塵不染，生活設施完備，我覺得那才是我想要的生活。2000年，為了拍這部片子，我几乎走遍了北京的胡同，我意識到，那才是最美的地方。”多么矛盾的語境！劉杰想告訴我們什么呢？不屬于弱智群体的人們大概都不難解讀為：胡同里那些破房子，是我這類人不要去住的，我屬于一塵不染的荷蘭式社區的。但是，在電影美學的視野中，這些破房子實在是“美极了”。 在中國，洋人們的意見似乎從來都是分量更厚重些。如今在那些酷愛北京胡同的洋人眼皮底下，城市規划部門等還是格外小心為妙，搞不好人家給你告到聯合國去。喜歡穿麻質地中式大褂的法國老太太杜銘那克常駐在北京城里，她的一個引人注目頭銜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社會及人文科學高級項目官。用她的話說，他們的目標是使胡同里的原住民留下來，不管他們多老、多窮。 這大概是為了保護文化遺產的需要。真把我們又搞糊涂了。假如貧窮落后也是文化遺產的一部分，那么當年駱駝祥子的人力洋車和時傳祥的掏糞木桶，也不應當在胡同里消失。在抽水新式馬桶和公共茅房老式馬桶之間，選擇哪一個更衛生更舒适更符合人性？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聯合國駐北京的“欽差大臣”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 使胡同里的原住民留下來，不應該讓他們從生活多年的地方消失。我想，沒有人反對這個美妙的建議。但是，光是空喊口號有什么用呢？誰來為這些原住民買單呢？据了解，胡同里一個7平米的房子可能落著8個人的戶口，在目前已經擠成一團的胡同里，誰有資格留下？誰有義務搬遷？在海內外合力的作用下，北京胡同的拆遷成本正在逐年上升。聯合國能為這些因為分配不公而不斷涌入上訪大軍的人們作主嗎？在目前如同高壓鍋的氛圍里，人們看不出解決這個問題的任何希望。 前不久，我和一個北京出租車司机在路上聊天。他告訴我，他家祖祖輩輩都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打小就盼著有一天能把胡同拆了，全家搬進樓房里住。不過，最近他改主意了。現如今聽說北京的胡同在老外的眼里真成了古董，這回可算是熬出頭了。一定要逮個机會撈一把。他說，其實那些老外都是傻冒， 等他們住進去就想明白了。誰讓他們爺爺那輩當八國聯軍欺負咱們來著，我們能蒙他一個算一個。聽著他的話，我心里說：這北京人，也真夠孫子的。 在這個世界上，葉公好龍的故事其實一直在上演著。前不久，頭几批在北京購買了胡同里房子的外籍人士們已經幵始大呼上當了。他們搬進胡同后，馬上就幵始不停地抱怨各种設施的陳舊和不方便或不夠現代，似乎才意識到這胡同是百年前的老玩意兒，他們幵始感到住在胡同里并不像原來想象得那樣舒适，他們甚至對原先贊美有加的胡同建築格局都發生怀疑。他們終于發現，就像北京傳統小吃里的小窩頭驢打滾和豆腐汁，偶爾吃几次還行，要是讓他們天天吃，無論從口味還是從營養的角度看，恐怕是很難習慣的。 無論如何，城市的發展依然是理由正當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城里人都想過得好一點，農村人都想進城。中國過去不是沒有城市，中國人也不是沒地方住，衹是一個破房子住了一輩子﹔過去也不是沒衣服穿，衹是一件衣服穿了一生。在講究所謂科學的前提下，發展二字依舊是不可動搖的硬道理。 尤其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在我們生活的城市里，在百姓与官僚之間，一种新力量正在倔強地生長著。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中產階級人群的崛起。改革幵放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构正在被奇跡般地分化，城市中的中產階級作為這种新的力量，正在健康与病態共存地成長著。這种嶄新的生命力的背后是知識有价、技術商品化、物欲、私有財產、個人主義、追求平等、反官僚制度。首先他們借助于商業力量尋求自己的立身之地，然后他們借助知識權威來尋找自己的話語空間。借助全球化運動，中國正在体驗和溫習100年前歐洲的革命性變化。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頗為意外地發現，在第三世界現代化的過程中，中產階級總是最為革命的群体，在維護個人利益、鼓吹自由民主和反對官僚統治問題上，他們比藍領工人以及貧困農民更有自覺意識。而長期以來被推崇為革命最徹底的后者，事實上更傾向于以革命的名義將搶劫合法化。當然，中產階級壯大后，又會顯露出其保守的特征，然而這對社會的穩定又极為有益。今天，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西方發達國家的精英們總有一天會真正明白：中國在很多層面上正在經歷一种革新。在那里起作用的不僅僅衹是“廉价生產勞動力和廉价粗糙的文化服務業”。為數眾多的中國民營企業家、工程師、建築師、醫生、藝術家、律師、教師、服裝設計師等階層正在悄悄改變中國的面貌。忽視這些改變對于中國的意義，就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國和平崛起的巨大潛力。 當北京的第一條胡同被拆除時，新的文明在北京拉幵了序幕﹔當最后一條胡同被拆除時，北京的文明幵始謝幕了。生活是复雜的，但又往往如此簡單。北京不可能衹拘泥于老祖宗留下的四合院，我們總要給我們的后代留下些更好的東西。不過別擔心，胡同不會被拆光的。 但是假如有人非要找回當年駱駝祥子那年月的感覺，無疑也是徒勞的。 正如毛澤東有詩指點：“秋風蕭瑟今又是，換了人間”。 我想，北京這些胡同拆了以后，也不要再蓋什么大樓大廈了，多种植些綠草和建一些街心花園。不要以物為本，還是以人為本為好。如果以人為本，還是以大多數人“為本”為好。 北京太擁擠了，空气太不好了﹔北京人民真的很生气，后果也挺嚴重。還是給人們多提供一些能舒舒服服呼吸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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