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讀過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的讀者，勢必會記得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對斯諾訪問時說過的這麼一段話：“《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志，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范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志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青年毛澤東的革命思想與實踐受到了胡適很大的影響，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他對胡適十分尊敬。
青年毛澤東沒有出國與胡適有關
胡適隻比毛澤東大兩歲(胡適生於1891年，毛澤東生於1893年)。還在毛澤東讀中等師范學校時，胡適早已因鼓吹和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和文學改良而聲譽鵲起，成為當時以至後世最有影響的著名學者。當毛澤東來到北京，在北大圖書館謀到了一個月薪8元的圖書管理員的職位時，胡適是北大最年輕的新派教授。毛澤東曾不失時機抽空去旁聽過胡適的課，這也是毛澤東一度稱自己也是胡適學生的由來。後來，毛澤東同蕭三等人經楊懷中先生介紹專程去拜訪過胡適，同胡適討論新思潮的各種問題，並以新民學會在京會友的名義，請胡適作過報告，解答問題。從這，我們不難看出青年毛澤東對胡適的尊重和仰慕。
1918年4月14日，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長沙創立了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宗旨的革命團體新民學會。新民學會成立不久，會員中一些有抱負的青年懷著向西方尋找真理的願望，積極組織到法國勤工儉學，為此，毛澤東曾進行了多方面的活動。可到了臨行前，毛澤東卻決定不去法國了。當時，許多新民學會會員很不理解。對此，毛澤東作了解釋，1920年3月14日，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一封信中說到這件事：“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麼地方’的理，‘出洋 ’兩字，在一些人隻是一種‘謎’。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涂’，仍舊是‘莫明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証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和黎邵西(即黎錦熙)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因此，我想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
毛澤東不去法國的第二個原因呢，則與胡適的態度有關。毛澤東為是否出國一事，“專門問過”胡適，胡適贊成、支持他留在國內研究問題，因為胡適是贊成“多研究些問題”的。
毛澤東不去法國留學的第三個原因，還與那一時期剛好發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有關。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散發反北洋軍閥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適在危難中接辦了以談政治為主的《每周評論》，胡適不想談政治，但這時已無法全然回避政治，於是他“就決定談點基本的問題”———不要空談主義，而要研究問題。
當時在報刊雜志上見到的“主義”，在文人學者嘴裡的“主義”是琳琅滿目：無政府主義、過激主義、民生主義、社會主義，等等﹔而社會主義也是五花八門：基爾特的社會主義、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王揖唐的社會主義、皇室中心的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等等。
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是針對一切“主義”的，而非專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胡適對“主義”的抨擊，其矛頭針對的是當時普遍存在於中國知識分子中的一種思想方法。
在胡適看來，那種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具體問題是思想上“懶”的表現，因為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極容易，這是一。
其二，胡適認為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應該研究，如若我們不去實地研究這個社會的需要，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任何用處的﹔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曲，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怎麼能有用處呢？
其三，胡適認為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
其四，胡適認為“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到了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他說這是中國知識分子不負責任、自欺欺人的夢話。
胡適的這些觀點遭到了反駁。陳獨秀因為被北洋軍閥政府關在監獄裡而沒有參加“問題與主義”的論戰。對當年發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實際上是投身民眾運動抑或繼續堅持思想啟蒙之爭”，也就是說談不上什麼反對馬克思主義。還要說明的是，這場“問題與主義”之爭雖然首先並主要發生在胡適與李大釗之間，但直至李大釗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殺害，李大釗始終都認為自己與胡適之間的友誼超過自己與陳獨秀之間的友誼。
就目前見到的史料，毛澤東是贊成“多研究些問題”的，因在這場爭論中，毛澤東在湖南長沙組織了一個“問題研究會”，並親自為這個研究會擬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問題”，如“孔子問題”、“東西文明會合問題”、“經濟自由問題”、“國際聯盟問題”，等等，共計71大類，合計144個要研究的“問題”。既然要研究中國的問題，當然不可能跑到國外去研究，所以，毛澤東也就不去法國了。
而五四運動的發生更堅定了毛澤東留在國內參加火熱斗爭的決心。
之後，毛澤東在湖南長沙一手創辦了“文化書社”。書社裡重點銷售的圖書也有胡適的一些著作，如《嘗試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白話書信》、《短篇小說集》，或是登載胡適文章較多的刊物《新生活》，還有就是胡適的老師美國杜威教授的書，如《杜威五大講演》、《實驗主義》、《現代教育的趨勢》、《美國政治的發展》等。
胡適對毛澤東早期革命實踐的支持
《西行漫記》記載，1919年，毛澤東在回湖南的前夕，曾專程前去拜訪胡適，目的是“想爭取他支持湖南學生的斗爭”。
胡適欣然接受，表示盡力給予支持。
是年7月14日，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當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了《民眾的大聯合》一文時，胡適看過之後立即在8月24日的《每周評論》第 36號《新書評介》一欄中，對毛澤東的文章和《湘江評論》作了熱情洋溢的肯定：“《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實是現今一篇重要文字……武人統治天下，能產生我們這樣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此時的胡適已經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可卻對充滿反叛精神的《湘江評論》與毛澤東的這篇《民眾的大聯合》的文章給予這樣高度的評價，也反映了新派教授胡適對青年毛澤東的器重。可惜，《湘江評論》隻辦了五期，就被湖南督軍張敬堯下令給查封了。
正是由於胡適對《民眾的大聯合》一文的褒揚，使得該文迅速為《新青年》、《晨報》、《時事新報》、《星期評論》等報刊所推薦與轉載。後來大陸在上世紀50年代批胡適時，把胡適主持《每周評論》時撰寫的這篇文章算到了李大釗身上。
1920年1月15日，毛澤東又拜訪了胡適。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信中說到了這次拜訪胡適所談的內容。當時毛澤東正在北京籌備湖南“工讀互助團”，他去拜訪了胡適，把辦學的目的與初步計劃向胡適求教。胡適後來在日記中追憶了這件事：“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1959年12月26日，這天是毛澤東生日，中午，胡適在台北家中留秘書胡頌平吃飯，談起了毛澤東的老丈人楊昌濟。
胡頌平問：“毛澤東進北大圖書館工作，是他老丈人帶進去的嗎？”胡適告訴說：“不是。毛澤東在湖南師范畢業後到了北平，他和五個青年上書於我———這封信，我是交給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戰期間，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燒了。當時北京有個工讀輔助會，他先在輔助會工讀，很苦。”
那天，胡頌平還特地問胡適：“是否先生介紹他進圖書館？”胡適告訴說：“不，當時章行嚴(章士釗)當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當主任。章行嚴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釗兩人把他介紹進去的。”不過，毛澤東說自己進北大圖書館是楊昌濟先生介紹的。
毛澤東從胡適處取回請胡適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學”章程後，就正式擬定了“湖南自修大學章程”，並採納了胡適的一些具體意見和辦法。1920年4月，當毛澤東領導的“驅張”(驅湖南督軍張敬堯)運動勝利後，他就回到了湖南。毛澤東一回到湖南便給胡適寫信報告湖南“驅張”後的形勢，信中寫道：“適之先生：在滬上一信，達到了麼？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
重慶談判後毛澤東不再對胡適存有幻想 胡適終其一生，不贊成階級斗爭理論，不贊成暴力。
他幾十年來孜孜不倦致力於鼓吹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講寬容，講人權，說民主是人類在政治上最進步的方式。
1927年以後，國民黨成為執政黨。關於國共兩黨內戰，沒有見到胡適對暴動的批評，但可以肯定，胡適是不會贊成武裝斗爭的。不過，在30年代中期，胡適在一些文章裡對蘇俄還不時給予贊美，直到1945年美蘇勾結的雅爾塔秘密協定的內容暴露於世後，胡適才徹底改變了對蘇聯的看法。有趣的倒是他對國民黨不間斷的批評，抨擊國民黨的專制。
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提出統戰策略。最突出的有兩件事。一是1945年3月27日，國民黨行政院發表胡適為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大會代表團代表。4月25 日，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澤東指示與胡適長談，希望他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胡適搬出《淮南子》的無為主義，規勸中國共產黨從事單純的政黨活動，作為國內的第二大黨參加選舉。
第二件事還是發生在那一年。7月1日，國民參政會的民主黨派人士傅斯年、黃炎培、章伯鈞、褚輔成、左舜生等六人訪問延安。在見面之後，毛澤東便以學生身份請傅斯年代他向遠在美國的老師胡適問好。有趣的是傅斯年對延安的感受與黃炎培截然相反。從延安回到霧都重慶，黃炎培出版了《延安歸來》，對在延安的所見所聞大加贊賞。可傅斯年卻說毛澤東的氣度“咄咄逼人”。在重慶的報紙上，傅斯年通過文章向自己的老師兼朋友胡適轉達了毛澤東的問候，也談了對毛澤東的上述印象。
胡適見到傅斯年的文章後，是年8月24日在紐約發了一封著名的電報給毛澤東：“潤之先生：頃見報載傅孟真兄轉達吾兄問候胡適之之語，感念舊好，不勝馳念。前夜與董必武兄深談，弟懇切陳述鄙見，以為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准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試看美國開國之初，節福生(現譯杰弗遜)十余年和平奮斗，其手創之民主黨遂於第四屆選舉取得政權。又看英國工黨五十年前僅得四萬四千票，而和平奮斗之結果，今年得千二百萬票，成為絕大多數黨。此兩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黨，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將來和平發展，前途未可限量。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
此時正值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是。而斯大林於胡適電報之前兩天，也催迫毛澤東去重慶與蔣介石會談，電報說：“坦率告訴(中共)，我們認為暴動的發展已無前途，中國同志應尋求與蔣介石妥協，應加入蔣介石政府，並解散其部隊。”對斯大林的這封電報，毛澤東非常不滿，1949年年底，毛澤東去莫斯科終於講了出來。
毛澤東不再對胡適存有幻想了，但他還是說：“隻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聽後笑拒了。這樣一來，胡適從統戰名單中除去了。
胡適對蔣介石的“關懷”反唇相譏
時間進入50年代，經過鎮壓反革命、土改和抗美援朝後，新中國政權已經完全得到了鞏固。
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就《紅樓夢》研究致函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及有關人員，號召開展“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一時之間，批判會不計其數，批判文章如雪片飛舞，使胡適在大陸的威信掃地，一大批專家學者如俞平伯等人受到批判。那時，大陸還派人向旅居美國的胡適說：“我們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們反對的不過是胡適的思想。”胡適笑了：“沒有胡適的思想就沒有胡適！”
胡適的次子胡思杜沒有隨胡適到美國而留在大陸。北平和平解放後，他進華北人民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學習結束分到唐山鐵道學院任教。在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中，他也寫了批判文章在《中國青年》上發表，香港《大公報》、台灣的《中央日報》、美國的《紐約時報》等都轉載了他的文章：《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在文章中他說：“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是沒有什麼進步性的。”但胡思杜並沒有因為批判了父親，和父親劃清階級界限而幸免於難，1957年他成為右派分子中的一員。
胡適回台灣時，蔣介石為了籠絡胡適，專門約見了胡適，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報》，上面有胡思杜批胡適的文章。蔣介石對此事表示“關懷”。孰料胡適卻不領情，反認為這是蔣介石借此事嘲弄自己兒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譏，巧妙地兜出蔣經國的老底：“我的小兒子天性愚鈍，實不成器，不如總統令郎迷途知返！”胡適這是暗指1927年蔣經國在莫斯科寫文章大罵其父蔣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國主義的幫凶”，“是我的敵人”，這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轍嗎？蔣介石一下子愣住了，隻好報以苦笑，不歡而散。
就在大陸批判胡適思想的時候，台灣“國防部總政治部”在“特字99號”《特種批示》中稱胡適“是我們思想上的敵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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