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到六十年代中國的造神運動，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會想到林彪。但是，建國以後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不是從林彪開始？可能就沒有多少人能說清楚了。研究中國六十年代造神運動的起源，既無意為林彪開脫，也不是為了尋找誰是“罪魁禍首”，而是在於這種造神運動何以會在中國共產黨內發生？ 林彪“高舉”始於1959年 從所周知，中共七大把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總綱，鑒於歷史的原因，毛澤東在1948年11月21日就致信劉少奇等中央書記處成員，提議在正式文件中把“毛澤東思想”改為“馬列主義”。建國以後，從1952年到1954年，毛澤東又多次在文件中提出作這種改動的意見。因此，中共中央宣傳部於1954年12月5日專門就此問題下發通知說：“毛澤東同志曾指示今後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通知解釋說：“黨章已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它的內容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同一的。……我們認為今後黨內同志寫文章做報告，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辦理。至於講解黨章和過去黨的重要決議文件時仍應按照原文講解，不得改變，但應注意說明’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避免對兩者有不同內容的可能誤解。“毛澤東在審閱時還加了一句：”在寫文章做講演需要提到毛澤東同志的時候，可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等字樣。“[1]因此，中共八大黨章總綱隻寫：”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2]沒有再寫”毛澤東思想“這個詞。 林彪在建國後的講話中提“毛澤東思想”，從現有文件看是1958年5月在全軍高級干部會議上的一次講話。其中在講到學習軍事科學時，批評了有人認為，“隻有外國的東西才是科學的”說法。指出“凡是從實踐中抽象出來而又經過實踐証明了是正確的東西，就是科學的，就是真理。”“不要一談到外國的東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國的東西看作是‘土包子’。” 強調：“毛澤東同志的軍事著作就是軍事科學，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軍事方面創造性的發展，我們要好好學習。”然後說：“學習政治，就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毛澤東思想。” 如果說這次講話，提到毛澤東思想的話語，還比較平和的話。那到1959年9月在批判彭德懷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的調門就高了很多。學習毛澤東著作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捷徑”，“是一本萬利的事情”的話，就出於此。他說： 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怎樣學呢？我向同志們提議，主要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這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捷徑。馬克思、列寧的著作那麼多，裡面有許多人名地名你都搞不清。最好先讀毛澤東同志的著作。……毛澤東同志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綜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內容。……我們學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容易學，學了馬上可以用，好好學習，是一本萬利的事情。 上面這兩次內部講話，在當時都沒有公開發表。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是1959年10月，林彪就任國防部長以後，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而寫的《高舉黨的總路線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紅旗闊步前進》。從此，林彪就成了“高舉”的代表。 進入六十年代，林彪的調門又進一步升高。說什麼：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3]“是當代的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4]﹔毛主席的書，“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5].“十九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志。”[6]“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7] 歷史表明，在六十年代的中國大搞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聲浪中，林彪確實起了第一吹鼓手的作用。但歷史同樣表明，林彪並不是第一個拿起高音喇叭的人。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對毛的歌頌 上述“經典”概括，無疑是林彪的創造。但這些基本觀點，並非林彪的“專利”。請看1958年5月舉行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小組討論和大會發言： 在小組討論劉少奇作的政治報告中，有的代表發言說： 要徹底破除迷信，做到真正的思想大解放、思想大革命。對毛澤東思想不存在迷信的問題。過去偏重學馬恩列斯原著，而對毛澤東的著作學習得不夠，今後干部必讀，應以學毛著為主，這是活的辯証法，活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真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8] 在毛澤東多次講話後的小組討論中，與會代表對毛澤東歌頌的聲調不斷升溫。湖南組認為： 我們黨是不存在個人崇拜問題的。主席第二次講話中談到，有人說隻要跟著主席走就不會錯。他說又要跟又不跟，要有獨立思考，要看真理在誰手裡，隻要誰手裡有真理我就跟。 從這裡，一方面可以看到毛主席謙虛的高尚的風格﹔一方面說明了我們衷心地跟著毛主席走，並不是崇拜個人、迷信個人，而是崇拜真理。因為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証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 湖南組還提出： 過去中央規定的干部必讀十二本書，都是馬恩列斯的經典著作，沒有把毛主席著作編進去。因此必須重新規定干部必讀書，並把毛主席的著作確定為干部必讀的主要內容。[9] 廣東組認為： 主席的講話對我國乃至整個國際共產主義事業，將發生極其深遠的影響。[10] 內蒙古組的有些代表根據毛澤東講話的精神，檢查自己的思想，認為自己的思想總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所以在工作上也經常處於被動的局面。大家認為： 這是由於過去對毛主席的思想和著作鑽研不夠，今後一定要很好學習和鑽研毛主席的著作。今後定要很好結合實際情況，在全黨組織傳達，掀起一個學習高潮。[11] 雲南組在討論中說： 中國有六億人民，又繼承了馬列主義傳統，我們出現了毛主席這樣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正像當時德國出馬克思、俄國出列寧一樣，是完全合乎事物發展規律的。為了解決當前中國革命問題，就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能光學以往的東西。[12] 江蘇組討論中，大家領會到： 主席講話再次教導我們，要把唯物辯証法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要插旗子，要把人民的旗唯物辯証法的旗子、馬列主義的旗子插到各個角落裡去。主席提的“工農兵學商”前面加一個“思”字，也就是這個意思。主席提出的多快好省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在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是一條正確的路線。主席提出的農民問題，印度、印尼、意大利、法國……都存在這個問題，是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大躍進。[13] 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在大會發言中，專門講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問題。他說： 要破除迷信，做到思想解放，必須在全黨廣泛地深入學習毛主席著作。這幾年來，我們的學習有教條主義偏向，過分強調學習外國的經典著作，而忽視學習毛主席著作，這是不對的。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范，在一系列的根本原理上，捍衛與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因此，毛主席的著作，對於我們中國共產黨人說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好的教科書。但是，黨內有不少同志對毛主席的著作，不去努力鑽研，卻轉而向外國的書本尋找經驗，這當然還是崇拜“洋人”思想的表現。毛主席的著作不僅是我們取得革命勝利的偉大武器，而且是取得建設勝利的偉大武器。事實說明，圍繞著毛主席的著作來學習班外國的經典著作，對於我們更為有效。[14] 對這次大會的情況，當年《人民日報》發表消息說： 代表們討論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形成過程中的歷史教訓，指出了正確的思想方法的巨大意義。……大家還特別強調要向毛澤東同志學習，學習他的著作，學習他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榜樣。[15]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在談到這次會議時說： 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代表們給予高度評價。有些中央領導人說：黨的這條總路線，“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又一光輝范例，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學說的新發展”。“擁護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擁護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16] 從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發言對毛澤東的歌頌，如：中國出現毛澤東，如同“德國出馬克思、俄國出列寧一樣”﹔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真理的代表”﹔毛澤東思想，“是活的馬克思主義”，學馬列要以“學毛著為主”等話語中，不難看出，林彪六十年代所唱的高調，已經露出端倪。 反對個人崇拜的中共八大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對毛澤東個人的歌頌，是與1956年中共八大反對個人崇拜的精神相悖的。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搞個人崇拜的嚴重後果。 毛澤東親自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討論，並寫出《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於1956年4月5日正式發表。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就蘇共二十大反對個人崇拜公開表態。文中說： “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二十次代表大會非常尖銳地揭露了個人崇拜的流行，這種現象曾經在一個長時期內的蘇聯生活中，造成了許多工作上的錯誤和不良的後果。蘇聯共產黨對於自己有過的錯誤所進行的這一個勇敢的自我批評，表現了黨內生活的高度原則性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生命力。” “中國共產黨慶祝蘇聯共產黨在反對個人崇拜這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斗爭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 “我們也還必須從蘇聯共產黨反對個人崇拜的斗爭中吸取教訓，繼續展開反對教條主義的斗爭。”[17] 中共八大也曾公開表示反對個人崇拜，並做過明確的闡述。鄧小平在八大《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說： 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另一個基本問題，是各級黨組織中的集體領導問題。列寧主義要求黨在一切重大的問題上，由適當的集體而不由個人作出決定。關於堅持集體領導原則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意義，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作了有力的闡明，這些闡明不僅對於蘇聯共產黨，而且對於全世界其他各國共產黨，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很明顯，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是同共產主義政黨的建黨原則相違背的，是必然要犯錯誤的，隻有聯系群眾的集體領導，才符合於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才便於盡量減少犯錯誤的機會。 鄧小平還說： 馬克思主義在承認歷史是人民群眾所創造的時候，從來沒有否認杰出的個人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同樣，馬克思主義也從來沒有否認領袖人物對於政黨的作用。……對於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於黨的利益、階級利益、人民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於個人的神化。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我們黨從來認為，任何政黨和任何個人在自己的活動中，都不會沒有缺點和錯誤，這一點，現在已經寫在我們黨章草案的總綱裡去了。因為這樣，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當然，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真正鞏固領導者同群眾的聯系，使黨的民主原則和群眾路線，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貫徹地執行。[18] 這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鄭重通過的具有法律效力正式文件。八大通過的報告和決議，毛澤東也都是舉手贊成的。 毛澤東：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 但到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時，毛澤東對個人崇拜卻作了另一番解釋。他說： 赫魯曉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種壓力。中國黨內絕大多數人是不同意的，有一些人屈服於這種壓力，隨聲附和，要打倒個人崇拜（有的是過去壓力殘余，心理狀態復雜）。 還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我們不是崇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嗎，斯大林正確的東西也還要崇拜。對於他們，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 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現在既有個人崇拜，也有反個人崇拜。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崇拜自己則很舒服。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嗚，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列寧在世時，許多人批評他獨裁。說：政治局隻五個委員，有時還不開會。列寧回答很干脆：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因此，隻要正確，不要推，不如我獨裁﹔也開點會，不全是獨裁就是。不要信這個邪，你反對個人崇拜，反到天上去，無非想自己獨裁。[19] 反個人崇拜，“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這個結論一下，不隻徹底推翻了八大通過的修改黨章報告中反對個人崇拜的正確主張，而且給主張反對個人崇拜的人扣上了一頂帽子，封住了別人的嘴。 毛澤東何以這時提出“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根源在1956年4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當年的基本建設增加20個億的意見，遭到否決。 據鄧力群回憶說： 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過程中發現，基本建設搞得太多了。周總理搞了一些調查，提出1956年的計劃要調整，過多的基本建設項目要壓下來。這是一個方面的意見。但是毛主席持相反意見，認為不但不能壓，還要增加。在1956年4月下旬的頤年堂政治局會議上，爭論相當激烈。 據我後來所知，少奇是支持總理意見的。毛主席要增加基本建設的意見，在大多數人中間通不過。這種情況，作為黨內生活來講，本來是很正常的現象。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毛主席的意見成為少數一方的意見，在多數人中間通不過，這是罕見的。這對個性特別強的毛澤東來說，不僅因為認為自己的意見是對的，要引起不快，而且對這種場面的出現要受不了。這樣毛主席生氣了，宣布散會。散會以後，一轉頭就到南方去了。[20] 接著是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提出了經濟工作中反冒進的問題。此後一個時期，周恩來等領導人也不再提及“多、快、好、時，《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等內容。被毛澤東認為這是把矛頭指向了他，推翻了他的“多、快、好、時路線。 於是，毛澤東從1957年10月八屆三中全會開始反擊。他說：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多、快、好、省，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促進委員會。要恢復這幾樣東西。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全會重申了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基本通過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修正草案）。從1958年1月南寧會議開始，毛澤東對1956年反冒進進行猛烈的抨擊。他說，反冒進，“這是政治問題”﹔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右派一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隻剩了五十米”。指責國務院是搞“分散主義”，強調權力要集中於“政治局、書記處、常委，隻能有一個核心”。[21]到3月成都會議，毛澤東對反冒進的批評進一步升級，說冒進“是馬克思主義”﹔反冒進非“反馬克思主義”。[22] 正是在毛澤東批評反冒進一再升級的氛圍下，參加1958年3月成都會議的省委書記和中央委員們，開始吹起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之風。在毛澤東講話之後，人們紛紛發言說： 對於領袖應當無條件地信任，特別是經過幾十年實踐証明，中國不存在個人崇拜的問題，要更加強調學習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著作。[23] 我們的水平與主席差一截，應當相信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覺的基礎上跟上。 作為一個高級干部來說，不隻是跟上的問題，而是要有創造精神的問題。主席的作用不是當不當主席的問題，不是法律上名譽上的問題，而是實際上的領袖。 要宣傳毛主席的的領袖作用，宣傳和學習毛主席的思想。高級干部要三好：跟好、學好、做好。 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國際普遍真理的意義。[24] 劉少奇在會上發言說： 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不論從思想、觀點、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們都比他差一大截。 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向他學習，應當說，是可以學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 當然，主席有些地方，我們是難以趕上的，像他那樣豐富的歷史知識，那樣豐富的理論知識，那樣豐富的革命經驗，記憶力那樣強，這一切不是誰都可以學到的。[25] 柯慶施更高唱：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26]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對此評論說：“黨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領導人如此集中地頌揚毛澤東個人，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從未有過的。”[27] 正是在這氛圍下，周恩來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發言檢討反冒進“錯誤”時，專門講了一段“向毛主席學習”的話。他說： 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証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者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錯誤就足以証明這一點﹔反過來，做對了的時候和做對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領導思想分不開的。[28] 可見，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毛澤東一手倡導的。其目的在於：重新確認在延安賦於他的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29]，以推行他認為的馬克思主義路線。1958年的“大躍進”，就是由這股個人崇拜之風給刮起來的。毛澤東對他認為需要個人崇拜一事，並不諱言。在成都會議上，陳伯達有個長篇發言，其中講到王明說延安整風，搞出了兩個東西：一個民族主義，一個個人崇拜。毛澤東插話說：“說個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點。”陳伯達在說到我們是國際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有權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並不是個人崇拜。毛澤東接過話茬說：“怎麼不是個人崇拜？你沒有個人崇拜怎麼行？你又承認恩格斯，你又反對個人崇拜。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30] 1970年12月，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也有明白的說明。毛說： 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 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31] 僅管與斯諾的這段談話是針對發動“文化大革命”來說，但同樣也是他發動大躍進所需要的。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敗，毛澤東為維護他豎起來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也維護他的個人權威，就更需要搞他的個人崇拜，他對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發言的高度贊揚充分表露了這個意思。林彪在此後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出格的溢美之詞，正是他對毛澤東內心世界的深刻感悟。 歷史的教訓何在 由上可見，中共黨內出現與馬克思主義相悖的個人崇拜，毛澤東負有重要責任。但如鄧小平所指出： 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會走向反面。……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32] 制度方面的重要教訓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沒有形成嚴格的完善的制度。鄧小平說：“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挂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黨內討論重大問題，不少時候發揚民主、充分醞釀不夠，由個人或少數人匆忙做出決定，很少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實行表決，這表明民主集中制還沒有成為嚴格的制度。”[33] 由鑒於此，鄧小平語重心長地指出： 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 隻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34] （原載《黨史博覽》2005年11期） ------------------------ [1]毛澤東：《在中宣部關於毛澤東思想應如何解釋的通知稿中加寫的一段話》，1954年12月5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23－624頁。 [2]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21頁。 [3]林彪：在全軍高級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60年10月。 [4]林彪：《關於一九六五年政治教育安排的指示》，1964年12月。 [5]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18日。 [6]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18日。 [7]林彪：接見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和總政治部宣傳部負責時的講話，1966年9月18日。 [8]李銳著：《“大躍進”親歷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頁。 [9]李銳著：《“大躍進”親歷記》，第352－353頁。 [10]李銳著：《“大躍進”親歷記》，第364頁。 [11]李銳著：《“大躍進”親歷記》，第364－365頁。 [12]李銳著：《“大躍進”親歷記》，第366頁。 [13]李銳著：《“大躍進”親歷記》，第367頁。 [14]李銳著：《“大躍進”親歷記》，第321頁。 [15]《新華半月刊》1958年11期，第17頁。 [16]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21－822頁。 [17]《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閱讀文件匯編》（第一編）上，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5、382、383-384頁。 [18]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7、91－92頁。 [19]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10日。參見李銳著：《“大躍進”親歷記》，第173－174頁。 [20]鄧力群著：《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76－77頁。 [21]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月11日。 [22]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3月9日。 [23]王任重工作筆記，1958年3月22日。 [24]成都會議記錄，1958年3月25日。 [25]李銳著：《“大躍進”親歷記》，第224頁。 [26]李銳著：《“大躍進”親歷記》，第259頁。 [27]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第802頁。 [28]李銳著：《“大躍進”親歷記》，第332頁。 [29]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決定》，1943年3月20日。 [30]李銳著：《“大躍進”親歷記》，第197、200頁。 [31]毛澤東：《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頁。 [32]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文遜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頁。 [33]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文遜第二卷，第328－329、330頁。 [34]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文遜第二卷，第3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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